說到習仲勛同志的家風，就不由得想起《人民的忠實勤務員——習仲勛》這篇文章。這是1950年《群眾日報》《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的介紹習仲勛革命經歷和優秀品質的文章，今天讀來仍然給我們很多教育和啟迪。習仲勛的愛國心、報國志、赤子情都與人民群眾的休養生息、愁苦安樂息息相關，在他的人生軌跡中清晰折射出中華優秀文化的熏陶和良好家風的傳承。
故園不泯清風頌
出生于陜西省富平縣農民家庭的習仲勛，13歲在家鄉立誠學校讀書時就開始接受先進思想，參加進步學生團體。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投身于共產主義偉大事業。1928年春參加陜西省立第三師范愛國學生運動，遭國民黨地方當局關押于三原、西安等地，在獄中他堅持斗爭并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0年，習仲勛離開故鄉，進入楊虎城部從事兵運工作。習仲勛在回憶小時候接受的教育時常常從父親為自己取名說起。他說：“父親信奉‘嚴是愛，寵是害’的教子格言。給我取的相近小名，冠以習姓時就成了習相近。恰好與《三字經》中‘性相近、習相遠’詞義相反。結果上學時，不少同學都說我怎么叫了這么個名字？這是因為我在兄弟排行中為長，即取了相近，我的堂弟仲輝排行為二，卻取名相遠，胞弟取名相良。也許父親當時還有更深的寓意。”
1996年，習仲勛的妹妹習冬英談到父親對子女教育時曾說，那時家里孩子多，父親和藹的面容中透射出幾分嚴厲，總是教育我們要尊老愛幼，不要打架，不要罵人。孩子們常常吵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父親一聲咳嗽，家里頓時就靜了下來。他雖然沒上過學，終生為農。但他經歷較廣，知書達理。他期望子女們以農為本，耕織傳家，做勤勞正直的人。因而對孩子們管教很嚴，我們都怕他。哥哥、弟弟剛五六歲時，他就帶他們到田間去做一些拔草、鋤地之類的簡單農活，并給我買了一架紡車，讓我跟著媽媽學紡線織布。
生活于一個勤勞和諧家庭中的習仲勛，耳濡目染父母的言談舉止，效仿先輩為人處事的風范，受益匪淺。勞動人民忠厚、友善、勤勞、忍讓、負重的優良品德，深深影響了兒時的習仲勛。若干年以后，習仲勛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時，常常深情地談起父母給自己留下的印象：“我的父親是個心地非常善良的農民，他總是對我們說，‘如果有了學問，就做一名教書先生，用自己的本事傳書授道，受人敬重。要不就種莊稼，做個本分的農民’”“我的母親勤勞賢慧，對婆婆特別孝敬。婆婆患病時，她把精心做的蓮子湯送到床前，而自己卻省吃儉用”。
在延安時代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已擔任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常常在家庭飯桌上高聲吟誦“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圍坐在桌前的孩子們也稚氣地和起來：“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籽。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優良的祖訓家風，數十年的身體力行，如涓涓流水，細雨春風，培桃育李，代代傳承。
胸有家國品自高
習仲勛對子女的教育是慈愛而嚴格的，他特別注意從小事抓起，培養孩子勤勞勇敢、艱苦樸素的品德，不允許有任何的優越和特殊。孩子的衣服和鞋襪，都是依次“接力”，大孩子穿舊了打上補丁讓小的再穿。
習仲勛的長子從中國科技大學自動控制專業畢業后，被分配到陜西省戶縣一個國防科研單位工作了13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解放軍后勤學院恢復，急需從軍內外選調一批專業技術人員，他就因所學專業對口被選中，并迅速辦妥了調動手續。但就在即將啟程赴京報到時，卻沒有了消息。原來習仲勛知道了此事，親自出面“擋駕”。他未和兒子商量便給后勤學院領導做工作，讓撤回了調令。他認為干部子弟不能特殊，應當帶頭在艱苦地方工作。習仲勛還讓陜西省委主要領導幫助做說服的工作：后勤學院需要科技人才，陜西同樣需要科技人才，而在陜西會更好地發揮專長，不能讓人說習仲勛剛恢復工作，兒子就調到了北京，這樣會影響黨在群眾中的威信。
習仲勛的二女兒畢業于外交學院，熟悉法文，1983年，剛剛籌建的光大公司有意接收習仲勛女兒到光大工作。習仲勛聞知后，便當面謝絕了王光英先生的好意，說：“還是不要調她去好。你這個光大公司眾目睽睽，別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后來他將此事告訴了女兒，女兒委屈地說：我是外文干部，到光大可以發揮自己的特長，為祖國的改革開放做點事情，有什么不好。習仲勛嚴肅地說：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發揮。但你是習仲勛的女兒，就要“夾著尾巴做人”。
百年伴侶“兩地書”
習仲勛的夫人齊心，是抗日戰爭初期在太行烽火中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國共產黨、而后奔赴延安的八路軍女戰士。1943年春，習仲勛出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齊心也同一批青年奉命來到綏德師范學習，并擔任秋三四班黨支部書記。由此，他們相識相愛，結為百年伴侶，攜手走過了58個春秋。但是他們的婚姻生活，無論是戰爭歲月，還是和平時期，都突顯出“革命”這一時代的印記。
1944年4月28日，僅幾位軍地領導一起聚餐的“婚禮”散去之后，習仲勛便對新婚燕爾的妻子說了一段“革命情話”：從此往后，我們就休戚相關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入個人生活的小圈子。艱難歲月，革命斗爭是第一位的，彼此之間不可能也不允許有過多的關照。你應當一如既往地到基層去，到斗爭第一線去。習仲勛還深情回顧了自己在開辟陜甘邊蘇區時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的情景和體會，鼓勵齊心說：如果能做好一個鄉的工作，就能做好一個區的工作，要做好群眾工作，首先要向群眾學習。
兩個月后，齊心便到綏德縣沙灘平區第一鄉當鄉文書，后來又任中共義合區委副書記、延安市北關區委副書記，參加了老區土改、生產救災等重要工作，直到全國解放調西北局機關農村政策研究室后，還參加了長安縣“三反五反”試點工作。婚后8年多，他們分多聚少，又心心相印，鴻雁傳書。習仲勛總是寫信鼓勵妻子：“農村是一個大學校，是學而不盡的知識寶庫，用之不盡的力量源泉。安心基層，竭誠為群眾服務。”齊心的一位好友看了這些來信，驚訝地說：這哪里像夫妻的通信，完全是革命的兩地書呀！
習仲勛擔任國務院領導后，齊心先在馬列學院學習，后留中央黨校工作，因為離家較遠，與家人團聚只能是周末和節假日有限的時間，自然就談不上參加重要公務活動了。一次，周總理不解地問習仲勛：怎么老不見齊心同志呢？后來，周總理決定，齊心以副總理夫人身份參加外事活動。但這樣的機會僅有一次，即：蒙古總統澤登巴爾夫婦訪華，按照國際禮節齊心陪同習仲勛參加了接待活動。
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劉志丹》小說遭康生誣陷，蒙冤16年。其間，齊心受株連被“審查”，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七載有余。夫妻倆又天各一方，苦度時日。1978年，習仲勛冤案昭雪，出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后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曾多次率團出國訪問。按規定，夫人是可以陪同的，但習仲勛仍囑咐妻子謹守自己工作崗位，使得她仍未踏出國門一步。用齊心的話說，最遠只去過深圳沙頭角。2004年春，齊心才應友人之邀去過一次香港，還是沒有走出國門。
這就是胸有家國、品自高潔的習仲勛，這就是習仲勛真實誠摯、代代傳承的家風。
